来源：微信公众号‎‎「医学权‎威」

　　序言：从我听说和认识饶毅算起，已经有十五年了，但直到2005年才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我们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较深入地理解饶毅的想法并成为莫逆之交，则发生在2008年我全职回国以后。在别人面前我常常主动提起饶毅，评论他和他做过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过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知，所以也一直想写篇关于饶毅的文章。但真正开写，才发觉要把饶毅丰富多彩的性格、行事方式和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篇博客从起意动笔到完成历时一年多，也不过是择其一二，讲讲我眼中的饶毅。]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可能有四条：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富足、知足常乐，不必追求其它；二是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有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三是不愿意花时间做这样一件尽管对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时才能见效的事情；四是觉得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对自己不利(留下负面印象)。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 Editor。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其中一个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举行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会上，饶毅和我作为辩论的同一方，针对是否存在亚裔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与另一方展开激烈讨论。我俩的共同观点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要对美国学术界和全社会大声疾呼、让大家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影响身边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改进亚裔的处境。当时，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从2005年开始，我也加入到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来。每一次我外出讲学或开会，都会向美国同事和朋友们讲述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每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我更是抓住机会陈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负责接待来访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当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我决定争取他的支持。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准备用30分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刚刚对他讲述了5分钟，他就打断我的陈述并赞成道：「一公，你不需要说服我，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学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去参加系主任会议或高级领导的会议时，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他们(指以前哈佛的亚裔学生)都去哪儿啦？！」随后的时间里Tom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关于如何应对亚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同时，他也非常赞成我们让美国同行意识到该问题严重性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一大批教授专家开始意识到亚裔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学术成绩出色、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在职场面临难以升迁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让很多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受益。2011年6月，在谢晓亮主持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又遇见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诉我，美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亚裔没有得到合理代表的问题，并已经由一些资深科学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提名委员会(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动美国的亚裔优秀学者入选美国科学院。2012年，一批亚裔学者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几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

　　2007-2010年，这期间也是我们两人回国后感觉最艰难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彼此鼓励和安慰，有时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乐观地展望未来。饶毅和夫人吴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刚回国时，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着吴瑛留在芝加哥；老二David九岁半、上四年级，于是跟着饶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读书。但对于九岁多的孩子而言，适应北京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2007年暑假饶毅请家教给David补习了三个月的语文，开学以后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饶毅也很为此操心。大约在当年的感恩节前，饶毅给我发了一个释怀的短信，「语文64分，及格了！」。学习还算简单问题，适应环境对孩子更难些。David回国两年多之后，学校命题作文「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David毫不犹豫地写道，「那我就立即飞回芝加‎‎哥……」这种情形对钟爱儿子、希望儿子有中国人归属感的饶毅应该是非常苦恼的。听到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饶毅。好在回‎国三年半之后，David真正开始喜欢北京、有了中国是家的感觉。

　　我也常常向饶毅讲述自己的苦闷。我刚回国便面临很多质疑和不解，公共媒体也屡次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对我的工作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期间，饶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像‎兄长一样替我解释、回应恶意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变了媒体的主流态度；这期间，也有个别头脑里「阶级斗争」观念强烈的同事奉劝饶毅不要帮我，不要有「妇人之仁」，免得施一公将来咸鱼翻身、成为对手。记得还有一次，我通过短信向饶毅诉说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自己的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了第一个短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饶毅没等我回复就又发来第二个短信「如果要撤军，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看完第二个短信，我不禁笑出声来：不愧是自己的好朋友，同进共退！后来饶毅告诉我：他那样写是怕我冲动之下头脑发热做出过激反应、先稳住我再一起商量对策。其实，我也从来没想过撤退，只不过是把心里的郁闷说出来，当时就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从小有点清高的毛病，很少会长期佩服一个人。但经过十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从心里敬佩饶毅。首先是他的学问。尽管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去管那些和他「似乎不太相关」的事情，但他是我认识的在科研上最富有创新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思维总是比普通科学家多想两个跨度、聚焦在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上。他读很多原始文献，即便是出行也总是带上一本〈自然〉、〈科学〉或〈自然-神经科学〉阅读。其次是饶毅的为人，我不敢说我完全理解饶毅，但十多年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智慧、敢言、有思想、有远见、心口一致、忠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科‎学家。

‎‎　　饶毅说话或做事从来不会故意讨人喜欢，但他有自己信奉的原则，并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来做事，即使这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回国六年来，我对逢场作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早已见多不怪了，也逐渐理解为何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会适当改变说话的角度，「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但饶毅似乎不会改变‎语气和讲话方式，对所有人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我相信，饶毅讲给博士生听的观点会原原本本地告诉同事、媒体、和领导。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毅在领导面前奉承拍马、也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声色俱厉。饶毅总是用相对平稳的语调说出他信奉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观点。

　‎　饶毅比我年长5岁，但他生性顽皮而天真、喜欢善意的恶作剧，颇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知道很多让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经本人同意，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例举一二。大约在2009年深秋，我和饶毅应邀参加‎‎在京郊凤山举行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年会。下午休息，我们一起登上了凤山山顶。山顶平台上，正有一位年轻女子和教练一起，背着滑翔伞，准备迎风跳